葛飾北齋「富獄百景・鳥越の不二」（部分）。 圖片來源：国立国会図書館
根據改曆詔書，明治政府急於推行新曆法的原因是「成為文明開化的國家，與國際接軌，也方便外國使節」。雖然此舉為民間帶來不便，但獲得不少官員與學者支持。福澤諭吉也在「改曆辯（改暦弁）」中舉腳讚成政府的措施，批評不贊成的人都是落後時代的蠢材。事實上，除改曆以外，明治政政府當年還有數十項重大決策，包括：開始氣象觀測、國內郵政開業、新橋-橫濱鐵道開通等等。
日本舊曆用的是中國時辰制，一日分十二個時辰。但鐵道火車需要統一精準的時刻表運行，採用計算至小時、分鐘的西式時計有利發展鐵道網。在其後十幾年內，京阪神地區、九州、東海道鐵路陸逐開通，鐵路網橫跨全國。明治 39 年鐵道國有化之際，全國線路總長 8 千公里以上。正如班尼狄．安德森（Benedict Anderson）的「想像共同體」指出，所謂民族，就是同質時間中的共同體。日本明治年間的民眾，在改曆與鐵路網絡擴張下，被納入相同的現代化空間中，成為均質的國民。
另外，明治改曆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，不如說這個才是政府急於施行的原因。幕府時代的官員拿的是年俸，一年出一次薪水，但明治維新後就改成月薪制。問題來了，舊曆的明治 6 年是閏年，有 13 個月，即要出 13 次薪水。但改成新曆後，月份就變回 12 個，財政緊拙的政府就可以少出一個月薪水給公務員。
回看明治 5 年的大量建設與決策，可以想像日本當年的支出有多大，風光表面掩蓋著的事實上是入不敷出的財政。當時負責財政的大隈重信參議員曾說：「去除這個閏月後，財政的困難就可得以緩解，除立即改曆外別無他法」。甚麼文明開化、鐵道建設雖不可說完全無關，但原來都是表面借口，決定性的因素是財政問題。
回首明治的歷史，改曆一方面是日本20 世紀初所經歷的造國運動之一。同時因為錢都拿去趕建設、起鐵道，進行大風大火的國家現代化，其實也是個輔助國家財政的不得不為之舉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