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文刊載於《三聯生活周刊》2019年第6期,原文標題《拯救抑鬱少年:陪伴與療愈》

文/黃子懿

抑鬱症已呈現出明顯的低齡化趨勢,青少年發病人數和發病率都在增加

青春暫停鍵

48歲的李玥一度覺得自己是世上最強大的女人。

她來自重慶縣城,勤快能幹,在當地社區工作,兼開一個茶樓,年收入可觀。老公在縣裡最好的中學當老師,工資上交,家事由她。兒子楊玉明成績優異,中考前即被重慶某國家重點中學錄取,全校只有三個名額。

“我那時真覺得他一隻腳都踏進好大學了。”那時的李玥幹勁滿滿,早出晚歸打理生意,為兒子舖路。每次考試,兒子都會帶來好消息。但某天,兒子從市區打來電話:“媽媽,我肚子疼。”

2014年上高一後,兒子始感腹部脹痛,睡眠不好。李玥帶他檢查,確診為中度焦慮,後發展為重度抑鬱。當初兒子來電時,她還覺得這是“瞎折騰”,從未想過那個電話成了她生活的轉折點。如今,兒子因抑鬱症已休學兩年。

在這個青少年抑鬱症療癒的親子營現場,很難不注意到李玥。她身材不高,憔悴的面容中略帶笑意,在現場來回奔走,負責登記家庭信息,安排一對一諮詢。不時會聽見她吆喝著:“××號家庭,到你們了。”親子營負責人張進說,她很能幹。

張進曾是媒體人,2011年罹患抑鬱症後,生活重心發生轉向。在一年治療康復後,他寫了抑鬱症診治的書《渡過》,並開辦公眾號進行科普。幾年來,聚集了一批讀者和患者的“ 渡過”成為國內規模較大的抑鬱症社群。

一位社群元老說,因為青少年抑鬱症的高發,社群裡的家長人數這兩年增長“幾乎是爆發式的”。“ 渡過 ”社群包含讀書、寫作、跑步等一共29個微信線上群,家屬板塊共9個,全是家長群,人數逼近5000人。諮詢時,焦頭爛額的家長們往往還沒開口,就幾近哽咽。

“ 渡過 ”會定期聚集康復者、醫生和諮詢師,舉辦線上家長學堂。但張進逐漸發現,很多實際問題需要面對面解決,尤其是當親子關係需修復、社交恐懼待克服時,青少年抗抑鬱背後不是個人,而是一個個家庭。“太多家庭和孩子需要拯救,那是在黑暗中找不到出口的感覺。”一位家長說。

2018年12月30日,“ 渡過 ”第二期親子營在蘇州開營。當日蘇州下大雪,雪花落身,寒冷浸體,像是在呼應這些家庭的心境。張進說,本打算招22個家庭,但報名者太多,最後擴大至36個家庭,其中有8個家庭參加過第一期杭州營。

李玥在營裡既是參與者,又是志願者。她與張進相識於2017年4月,兒子抑鬱最重時。那時張進計劃寫新書,擬尋訪中國有代表性的抑鬱症病例,有讀者就建議他關注青少年群體,稱後者已成發病高峰。張進當時覺得還沒能力碰,“這是最複雜、最難的一塊。因為青少年患者正處於人生關鍵期,很多東西都疊加在一起了”。但事與願違,張進採訪時不斷遇到青少年病例。當他還在第一站貴州時,就有幾位川渝家長找來,李玥是之一,她主動駕車到貴州接張進。

孩子們在試著拉扯一張扯不斷的繭絲,像是在拉扯自己的心結

“做親子營並不要什麼靈感,找來的家長實在太多了。”最後成書中,張進記錄了13個病例,超過一半發病期都在青少年。張進說,近年來抑鬱症有明顯的低齡化趨勢。有研究顯示,中國10~24歲青少年、青年抑鬱障礙患病率自2005~2015年間顯著增加,接近全球1.3%的患病率,女高於男,且隨年齡增加而增高。

那次見面,張進看到李玥的兒子楊玉明,立刻明白他正受煎熬。男孩臉色蒼白,雙目無神。他曾翻過天台,也拿過菜刀,狠狠劃手腕,血流成河。家人需24小時看守,防他自我了斷。在開營式上,楊玉明說:“你們所有人,都不能理解那種生不如死的痛苦。”

36組家庭中,年齡最小的患者僅9歲半,最大的29歲。營內處處有“雷區”,哪怕是在室內課堂,都時有爭吵、哭泣,或是少年們摔門而去。一天,一行人參觀蘇州絲綢廠,一位女孩突然對媽媽吼叫,廠裡養的蠶勾起她的不好回憶:她童年養的蠶都被媽媽扔了;另一位媽媽則在報到時眼淚汪汪地說,來時的車上,女兒將一杯水潑在她臉上。

張進說,抑鬱症和壓力有關。壓力下大腦產生應激反應,身體高度警覺,調動生命潛能應對危機。危機緩解後,大腦會關閉反應,休養生息。一旦壓力持續,應激反應長啟不關,慢性壓力就會讓身體機能耗損,引發抑鬱。抑鬱症也有易感群體:敏感、自省、自我要求高、完美主義等。

“得抑鬱症的孩子,往往都是好孩子。”一位父親感慨。來到這裡的孩子,多來自重點中學,原本成績優異。營內帶病幫忙的志願者,也有哈佛等海外名校的學生。然而,這些美好的人生旅途,都被按下暫停鍵。

抑鬱症社群“渡過”創始人張進(馬龍龍攝)

最後一根稻草

開營首日是新年跨年夜,一群人參加篝火晚會。楊玉明特意拿了吉他想獻唱,但左調右調,聲音狀態都不令他滿意,表演一度無法開始。“他還是完美主義,不能接受一絲缺陷。”心理諮詢師鄒峰說。

楊玉明今年22歲,該念大三,學籍卻卡在高三。他能吉他彈唱,還能和留學海外的志願者用日語對話。在重慶那所著名中學,他被錄取到清北班。更早時,他初中就拿了當地數學競賽獎牌。鄒峰說:“他是個天才。”

母親李玥至今記得兒子高中教室的標語:“從優秀中來,到優秀中去。”那幾乎是重慶最好的班,學習是第一要務,期末考試有末位淘汰。老師說:“要管好時間,走路要快,上廁所要快,做任何事都要快。”壓力下,60位同學有些連晚飯都省了,就在教室吃麵包。“都學習,只有學習,爭分奪秒地學習。”入學後楊玉明對李玥說,班上競爭大,有點吃不消。

首次月考,年級1200多人,楊玉明排100多名,半學期後進步到50多名。按照學校歷年標準,這已摸到清華、北大錄取線了。而當他發力備戰期末時,肚子開始脹痛。李玥無法陪讀,只能帶他在市區看病。幾番折騰,他落到年級300多名,從清北班降至普通班,頭也脹痛起來。

“當時已有症狀,如果診治對了,或許能躲過這災難。”李玥仍在後悔,未意識到抑鬱前兆。“我做生意不差錢,就差信息。”李玥說,高壓下其他孩子之所以沒抑鬱,是因“人家孩子沒有前面的鋪墊”。

鋪墊,是指楊玉明的初中往事。初一,楊玉明喜歡班上一位女生,被傳出後全班起鬨。他好勝自尊,覺得丟面子,女生亦刻意疏遠,與另一名男生走得近,這讓楊玉明緊張。他當時恰逢青春期臉上爆痘,體檢時又被診出青光眼,醫生叮囑不要過度用眼,盡量不去黑的地方。“這些都加劇了他的焦慮。”李玥說,兒子中考成績不錯,但似乎命中註定,三人一起考進高中,同在一班。“孩子特別怕他們,有意保持距離,內心很煎熬。”李玥說,孩子一直想要考高分證明給他們看。

高中後,女孩談了戀愛,對象家境優越、外形上佳,聽說楊玉明暗戀女生後在QQ警告,兩人約架。男生來勢洶洶,帶著十幾個同伴,當場羞辱了瘦弱的楊玉明。這事一直埋在他心底,直到去年做心理諮詢才說出,“特別怕帥的男生和漂亮的女生”。

楊玉明高二下學期病發崩潰,休學至今。他不會告訴任何外人這些往事。營內上課很少見到他人影,不多的露面裡,他裹著圍巾和手套,戴著黑口罩、套頭帽,像是要將自己保護起來,在室內角落打坐或睡覺。五天裡,這樣將自己隔絕起來的孩子不是少數。

“高二一次考試崩了,就再也沒去學校了。”徐崧高高壯壯,戴著眼鏡,休學兩年。他來自川南,初中被送至成都某知名中學寄宿。徐母說,兒子生來敏感,中考差了6分,雖在該校學習,但學籍掛靠他處,怕同學看不起。發病前他常問徐母:“今天有同學看我竊竊私語,他們是在討論我的學籍嗎?”父親則嚴厲強硬,常訓斥“考不上清華、北大,就是社會渣滓”。

這些都讓徐崧壓力倍增,焦慮失眠常襲。在那所重視英語的中學,徐崧喜歡將口語時間拿來做題,“高考又不考”口語。老師頗有意見,期中考試他發揮失常。老師在家長會上當著所有人的麵點名批評。回家後,他和徐母大吵一架,隨即崩潰,“兵敗如山倒的感覺”。

這種崩潰,在張進眼裡是“壓垮他的最後一根稻草”。張進認為,青少年處於人生關鍵階段,卻承受著最大壓力。壓力通過排名競爭、長輩壓力、升學氛圍等表現出來,而“孩子的情感世界,成了一片荒漠”。

心理諮詢師鄒峰(馬龍龍攝)

生病的家

親子營特設孩子專屬的吐槽大會,所有家長不能參與。抑鬱症非一日之寒,孩子們之所以被壓垮,與長年累月的家庭教育密不可分。第一期杭州營,一個孩子分享說,有次考試他沒考好,回家後父母看了卷子,就讓他滾,“永遠不要回來”。另一個孩子聽到這兒,說:“你這算好的,我爸媽不僅讓我滾,還扔給我一個枕頭。”

在蘇州,孩子專場相對冷場,他們或低頭緘默,或戴著耳機玩手機,待一會兒就提前離場。而與孩子們的沉默相比,家長專場則成了一場懺悔。年過不惑的父母們,一開口便淚如雨下。一位身材高大的父親說,在女兒成長階段,他做了很多錯事。初中,因看不慣她留長發,他抓著女兒的頭,強行剪斷其發,“她那麼喜歡長發啊”;一次在外旅遊,女兒常看手機,他抬手就打了一巴掌,女兒耳穿孔,當夜送了急診。“這是禽獸幹的事,我道歉過多次。”父親哭著說,希望再次公開道歉。

一位從醫20年的媽媽,辛苦做到主任。但移居海外後,她選擇放棄事業照顧女兒,女兒卻在異國過得頹廢。媽媽傷心了,問她:“我為你放棄了一輩子的事業,為什麼你卻這樣?”女兒說:“媽媽,我寧願你像以前一樣努力。那樣你不用管我,我也會很努力。你放棄了你自己,我也會放棄我自己。”

每個家庭都是一本書。按照一位博士後媽媽的觀察,營內部分家庭呈現出一些共性:父母雙方中,一方過於強勢,另一方相對弱勢甚至缺位。這體現在孩子教育上,也存於夫妻關係中,導致後者只剩索取、指責和抱怨,“生病的孩子,首先是有個生病的家”。

“我特別特別怕我爸。”徐崧常被父親打罵。童年有一次,他坐在車後座,忘了為什麼,被騎車的父親拖到前面一頓暴打。記事起,他目睹過多次父母吵架,“有次還動了刀”。徐母說,他們爭吵的原因之一是教育。徐父曾是數學老師,有虛榮心,親自上陣輔導,“恨不得24小時都學習”。

每錯一題,徐父就罵徐崧:“簡直是全世界最瘟的傻子!”每門科目,徐父都找來兩位老師輔導。徐母擔心,這樣下去兒子會瘋,夫妻爭吵持續到中學。中考前,兒子來電求救:“如果爸爸再輔導我數學,我就一道題都做不出來了。”徐母以離婚相挾,徐父才暫時鬆手,此後不慎因罪入獄。獄中徐父來信,再提“考不上清華、北大,就是社會渣滓”。

李玥在外管茶樓,回家還要做家務、帶孩子,脾氣變得急躁,時常埋怨指責。除教書外,老公無任何愛好,在家當“甩手掌櫃”,但對孩子很嚴厲。

小學時,有一次楊玉明在家玩遊戲被父撞見,楊父脫下他褲子,用拖把棍狠狠暴打。楊玉明嚎叫不止,屁股紅腫滲血,當夜哭著趴在地上寫檢討,由母親陪至凌晨。他怕父親,卻不敢得罪。初中他進入父親教書的中學,家人問他,是否要讀父親教的班?猶豫後,楊玉明還是點了頭。

在李玥心中,兒子懂事聽話,吃穿無求,但“有點被過度保護”,內心偏執。初一時,兒子有一天回家說:“作文滿分50分,老師只給我35分,簡直有眼不識泰山。”李玥看了,覺得老師打分中肯,“他的作文沒那麼好,但他自我感覺好”。

開營首日,原生家庭的影響就被提出來討論。抑鬱症跟後天環境與教育息息相關,也受先天遺傳基因影響。鄒峰借一個案例提出:代際傳遞的不僅是基因,也有親子恩怨,很多父母將自我成長中的陰影,帶給了下一代。“原生家庭”這個詞,像一道魔咒,將他們置於三代人的夾縫中。

一場家長心理劇排演中,一位母親情緒激動,不停地流淚。排劇諮詢師徵求意見後,安排她為主角,另選兩人分飾她的父母,以她為中心,讓她指出自己父母的遠近距離和位置,追憶當年父母常說的話:“你自己管你自己吧”“你搞好學習就行了”。

之後,諮詢師安排他人演出,讓她觀看,問她感想。這位母親看著父母與她的距離和掎角之勢,哭著說:“我覺得我小時候特別孤單。”諮詢師說,家長對待孩子的方式,多源承自父輩。“很多家長自己也沒得到過愛,不懂如何去愛。”

原生家庭是李玥的痛,傷痕猶在。童年時她父親外遇,為離婚常有家暴。父走後不聞不問,母親帶著她和弟弟被生活磨礪,一個人要拉電線、接燈、貼紙等,也這樣要求10歲的李玥。“你爸爸都不要你,你還吃什麼吃、穿什麼穿?”母親重男輕女,對李玥極為嚴苛,常把她罵哭。兩人在一屋,能有兩個月不說話。“我為啥沒抑鬱,可能是受太多苦沖淡了。”小學時,李玥就想過自殺。

李玥記恨父母自私,帶著怨氣,經介紹與現老公結婚,老公有過漂亮女友,但認定李玥更適合做老婆。李玥自卑,從小形成討好型人格,“那時覺得,不離婚就是最低要求”。去親戚家玩,她都要主動幫做家務,“怕人家不喜歡我”。

“我覺得老公從沒愛過我。”婚後不和,李玥想過離婚,又因受過離婚傷而忍,希望給孩子完整的家,想把自己缺失的愛給孩子。“家裡一直沒有歡聲笑語,更別說愛的流動。”李玥說,孩子在缺愛的家庭長大,她由此深深自責。

楊玉明雖很少怪父母,勸過他們不要自責,但自他記事起,他就愛生氣,生自己的氣。“我媽從小受氣,竟然讓我生下來就有這毛病。”記憶中,一歲時他走路摔了一跤,他就氣自己為何摔跤,氣到暈過去,家人掐他才喚醒。父親打他,他的眼淚也化為氣,父親就吼:“不準氣!”

“何等的怨氣,才會凝結成現在的境況。三世因果,我總算明白了。”楊玉明知道母親怨深,仍記恨外公外婆。他說,自己早不是天才了,“那是17歲前的我”。

李玥和老公牽手走在樹林。道阻且長,他們選擇一起渡過(馬龍龍攝)

躁鬱雙相

親子營次日,一個孩子專場活動上,楊玉明和另一個男孩姚子陽發生了衝突。

大約20個孩子有些冷場,組織老師想打開局面,就讓討論校園霸凌。姚子陽首個開口,說起自己在精神科住院的經歷。因無意稱一個同病房患者為“大叔”,他被對方逼到牆角掐脖。姚子陽問,這種情況下該怎麼辦。

“你是來搞笑的嗎?我們在討論霸凌,你講病房經歷幹什麼?”楊玉明一開口,就火藥味十足。姚子陽臉紅了,回了句嘴,揮手起身衝出教室。志願者在外找了半天,才將他找回。“我特別受不了別人不給我面子,一懟我就容易失控。”姚子陽今年22歲,在上海念大三,休學一年。

據診斷,姚子陽患雙相情感障礙。這並非單純的單向抑鬱,而是一種更複雜的抑鬱症類型,也稱躁鬱症或雙極症。有專家曾指出,華人男性30歲以前、女性35歲以前首次發作的抑鬱症一般都是雙相。這與青少年大腦皮層發育相關。

營內孩子中,超過一半患雙相。張進說,杭州營比例更高,“幾乎全是雙相”。北京大學第六醫院的專家此前曾對本刊指出,近年來中國雙相發病有一個明顯特點:以前高發人群年齡在25~40歲,現在至少提前10歲,且整體發病率在迅速上升。

與單向抑鬱長期的動力缺失相比,雙相有躁期與鬱期之分,情緒像是周期性的波動曲線。躁期,患者易出現情緒失調難止、精力高亢、思維奔逸、衝動性的人際交往及購物,甚至與現實脫節的妄想乃至幻覺等,這都被認作是躁狂的表徵。抑鬱症複雜特質性強,雙相尤甚。

姚子陽自認屬雙相中偏抑鬱、輕躁狂者。他記得的躁狂時刻,有持續多日只睡1~2小時,通宵看遊戲視頻。藥物有副作用,他的內分泌失調,身有紅斑。有次過馬路,他隔衣搔癢,被路人指指點點。姚子陽湊過去,不停地質問對方:“你們在說我什麼?為什麼要說我?”

這與他的成長相關。姚子陽的父母均是軍人,10年搬家11次,一家人聚少離多。母親強勢嚴格,他隨母姓,也由母親帶大。他們生活在機關大院,互有攀比風。轉業後,姚母曾任市長秘書,工作忙累,常常受氣。她由此對兒抱以厚望,打罵常有,不準早戀,不準玩遊戲,疊被要整齊。“那時我焦慮得很,也愛面子。”姚母說。

姚子陽懂事,退房時會挨個把毛巾疊好,方便保潔阿姨。但他說,成年後他有很多情愫不知如何表達,內心常感到一股動物性衝勁,煩悶難耐。大學他曾談過女友,對方分手前問他:“你是性冷淡嗎?”

徐崧也被診斷為雙相。為達到父親考上清華、北大的要求,高一入學起,他就沒了周末:從周六早到週日晚全是補習班,幾近無休,這都是他主動報的。“那時一點不覺得累。”高強度補課下,徐崧在班級進步超15名,年級約300名。

但人的能量是守恆的,雙相之所以同屬抑鬱症,是因一段時間持續興奮後,會接著陷入無底的抑鬱深淵中,程度或比單向抑鬱更重,能量在起伏中消耗。高二起,徐崧力不從心,直線下墜,最後倒在了考試上。

休學後,他情緒極不穩,能一口氣從成都三環外走到市中心,愛去超市玩具櫃檯前徘徊,那幾乎是他童年唯一美好的記憶。長大後他迷上手機,對各類手機參數爛熟於胸。但一吵架,他就忍不住摔手機,一連摔了五六個,有次還把啞鈴摔到牆上,把牆面砸了個大坑。他最近一個摔爛的手機是售價不菲的iPhone X,那是他吵架後對徐母提的要求:“我很難受,你必須給我買東西!”

徐母說,母子倆經常吵架,是因她不願兒子在家封閉,“要麼去打工,要麼學點技能”。徐崧敏感自卑,怕見外人,打算倒賣手機賺錢。他從網上購入低價手機,自認是正品新機,到貨卻是組裝機,被騙幾次後依然執著。徐母沒錢了,徐崧想到一個辦法:花500元去買5000元假鈔,再買手機。徐母嚇壞了,堅決不給。憤怒的徐崧當即拿刀威脅,嚇得徐母在外躲了兩天。

發病後,李玥帶著兒子四處求醫。2017年在北京診斷為雙相,但治療藥物產生巨大的副作用,楊玉明頻繁想自殺。最重時,他喪失所有感官知覺,覺得世上所有東西都一樣。“看人就像看鬼。”他對李玥說,“媽媽,你不像媽媽。”

“狗屁雙相,我從未躁狂過。”楊玉明覺得自己不是雙相。迄今為止,還沒人能說清他所患何病。與單向抑鬱相比,雙相確診更為複雜。據2007年的一項統計,在歐美,雙相患者從首次發病到確診,平均需5~10年。

“近年來有雙相擴大化的趨勢。”張進說,幾年前很少聽說雙相,但這兩年他遇到的患者,動輒被診為雙相,青少年尤甚。雙相又分Ⅰ型與Ⅱ型等,更重者則有各種複雜共病交織,診斷用藥都因人而異。為此,一位醫生在營內給出的最多建議是,“好好吃飯、好好睡覺”。

陪伴著

親子營能對抑鬱症起到什麼作用?

一位有藥學背景的老師在杭州上完課後,提出要全程參加蘇州營,只因不滿杭州營傳遞的“父母皆禍害”的氛圍。在他看來,抑鬱症成因複雜,有其特定生理因素,將責任全推給父母不妥。他女兒曾是患者,經他陪伴治療後康復。“所有的療愈,都離不開愛。”另一位老師說。

張進也引入了多位康復者分享,強調自救。他說,過去不懂心理學,更強調藥物治療,最近才對抑鬱症的認知形成邏輯閉環:生物、心理和社會。抑鬱症的患病和康復都與這三方面相關。而青少年在社會層面獲得的支持極少,包括家庭。“很多孩子發病,但家長不知道那就是抑鬱症。”

姚子陽的媽媽在衛生系統工作,在兒子確診雙相時,她的第一反應是“什麼是雙相?”。了解後,她無法接受,夫妻二人痛哭一晚。楊玉明休學前,曾服藥好轉過,但李玥為了高考擅自給兒子停了藥——這是大忌,即使是營內康復的講師,也多仍在服藥。此後兒子病情加重,近兩年做了24次電休克。

由此,張進想要做“陪伴者計劃”,用社群裡的康復者和諮詢師等力量,做有償的一對一長期陪伴式諮詢,以應對抑鬱症診治無標準流程,需更長時間、更多試錯和調整的需求。這些都是現有體系的短板,當前中國精神疾病醫生缺口超40萬,而發病數和發病率都在上漲。親子營是該計劃的線下實踐。

並不是每個人都支持。開營式上,楊玉明送了張進一句詩:“自以為渡,何以渡人。”被“誤診”雙相後生不如死,他再也不信任何權威,近一年花費約10萬元走訪各地,學各類自救法。上課時,他有時會跑到一間小屋,練功站樁打坐。他感覺有好轉,希望李玥給他半年,不要干預,如仍無好轉,他再遵醫囑。

但李玥還是擔心,找多人與兒子談。“你再突破下自己嘛。”李玥對兒子說。兒子說,電擊“相當於受刑”,他丟了半條命。當年為複學高考,他曾遵母囑,用成功學自我激勵,直至全面潰敗。他說,關係好時,他能憶起母愛,但他受不了母親多次干預。跨年當天,他看到手機推送了少年弒母的新聞,不寒而慄。楊玉明說,他不想讓這悲劇發生在他家,想終結三代恩怨輪迴,“而且是活著”。

徐崧看不出躁狂,他認真地聽每堂課,還會發言。近來,他開始走出家門,答應來蘇杭參營。這得益於徐母無時無刻的鼓勵,每天散步多幾分鐘,徐母都會說:“你看,今天又進步了。”他不想看書,徐母就把各類書散在房間各處,誘導翻閱。摔壞最後一台手機後,他內疚地說:“媽媽,我還是不用手機了。”

他也意識到,“人的價值不是一次考試就能決定的”,徐母常這樣說。徐父來信也不再提清華、北大,只建議學點技能,但他仍想復學回校。輪到他做諮詢,他說自己沒問題,想讓鄒峰開導媽媽,讓她別焦慮。徐母則說自己是裝的,只為讓兒子多點行動力。鄒峰問,如今親子關係是否良性循環,母子倆均點了頭。

姚子陽和母親則變得親密,“怪父母太不應該了”。一年前,姚母放棄了處級幹部的身份和前景,提前內退,來滬陪伴。母子倆租房看病,相依為命,“我只有他,他只有我了”。每週他們會看兩場電影。生日那天,兒子掏錢請她,給她買爆米花,這是軍人出身的她第一次吃爆米花。

治病期間,姚母皈依了佛門,每週去寺廟做義工。她變得柔軟,學會退讓,成了兒子陰晴不定的情緒出口。為了不讓他再受傷,姚母暫未對外公佈病情。姚母說,待兒康復,她將不再忌諱。“我要把這層面子脫下,讓所有人看看,兒子曾經抑鬱,我為什麼離開工作崗位,這樣我就更放下了。”

“我還是放不下,真的放不下。”李玥每天也會學國學,寫修行日記,但舊時記憶太沉重,她說如今讓她給70歲的母親洗腳,她仍做不到。她是焦慮的,常見她與母親們各訴衷腸。為給兒看病,她關了茶樓,經濟變得拮據。

但她並非收穫全無,疾病面前,零星的幸福也能讓她感到療愈。這些年,老公開始擔起責任,陪兒子去外地治療,在家主動做家務。剛入2019年的蘇州異常濕冷,李玥忙碌間,老公主動送來圍巾,她感動得拉著很多人說:“我老公居然給我送圍巾了,以前他從沒送過。”

一天,鄒峰給他們做諮詢,見李玥與老公背對而坐,說:“你們應該學會牽起彼此的手。”次日,攝影師來拍照,老公結婚20多年來第一次主動牽起她的手。兩人隨後牽手穿行在樹林裡,彷彿在一起穿越一道迷宮。

(患者和家屬均為化名)

參考來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