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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7月，中國社會最震撼的新聞，莫過於少林寺方丈釋永信被查落馬。毫無預警之下，他遭多部門聯合調查，中共官媒罕見動用「涉嫌刑事犯罪」、「侵佔項目資金」、「與多名女性保持不正當關係並育有私生子」等重話。中國佛教協會隨即閃電註銷其戒牒（取消和尚資格），這位曾身兼「中佛協副會長」的重要宗教人物，瞬間從佛門高僧淪為階下囚。
諷刺的是，這些指控與2015年那場舉世矚目的舉報風波幾乎一模一樣：情婦、私生子、資產轉移、名車豪宅、海外別墅，舉報者橫跨少林寺內部高層與貼身弟子，證據詳實，甚至包含身份證影本與錄音筆錄。當年，輿論一度一致認定釋永信「死定了」。
然而，一年半後，官方卻高調宣佈：「多數指控不屬實或證據不足」，釋永信全身而退。那一次，他的「不壞金身」似乎獲得體制的加持，逃過一劫，甚至讓人誤以為他得到了永久庇護。
但十年之後，命運翻轉。2025年，他再次在毫無預警下被查，這一次，不再有體制的庇蔭，迎來的是徹底粉身碎骨的下場。
這一刀，不只是砍向一名和尚，更象徵著政教關係權力結構的再定位。
他沒變壞，是體制不再需要他
關鍵的問題是：為何2015年那套幾乎相同的指控能讓他全身而退，2025年卻讓他跌落神壇？
答案其實再簡單不過：不是他做了什麼，而是體制此刻需要什麼。
2015年的中國，正值習近平集權的起跑階段。當時，政權仍需要釋永信這樣的人物——懂得表演、會配合宣傳，又能將「中國故事」打包成文化輸出。他掌控的少林寺，是一張對外統戰的王牌。雖然爭議不斷，但他夠聽話、夠能幹、懂得如何與外界周旋，在那個階段，他是體制可以用、也願意保護的資產。
但到了2025年，一切變了。中共對宗教的理解已不再停留於文化層面，而是納入國安治理框架。宗教不再只是可供裝點的工具，而是可能出現變數的風險源。
偏偏此時，釋永信「越線」了——未經授權與教宗方濟各會面，私下接觸歐洲與中東的宗教組織，行為近似「地下宗教外交」，海外廣設據點，派情婦駐地洗錢。在當下的體制邏輯中，這不是失禮，而是對國家安全紅線的挑戰。
真正的死因，不是淫逸，而是政治越界
釋永信的敗亡，與其說是因為情婦、私生子或豪宅，不如說是因為他忘了誰才是「天子」。
在中國體制下，你可以風流、可以貪婪、可以奢靡，但絕不能不守規矩。只要你踩了紅線，哪怕再有聲望、再有背景，也會從「資產」變成「風險」。
他曾是體制的門面，如今卻成了政權的累贅。這就是中國政治的冰冷邏輯：你不是因為做錯什麼而出局，而是因為你不再值得被保護。
宗教領袖的「四大死因」：不是清規，而是紅線
釋永信的倒下，絕非孤例，而是中共整肅宗教場域的一環。宗教領袖「出事」的真正原因，通常不是教義偏差，也不是戒律違反，而是踩中了中共政權的幾條政治紅線。
第一，經濟問題。私設小金庫、資產流向不明，尤其流向海外，或是過度累積宗教資產，容易被視為脫離黨國控制的危險訊號。釋永信與中國道教協會的謝天奇皆因這類問題遭到整肅。
第二，私德醜聞。性騷擾、情婦（外派海外據點洗錢）、私生子等問題，雖然本質上屬於私德範疇，但一旦成為輿論焦點，便可被用作政治清算的藉口。釋永信與中國佛教會長學誠的案例正是明證。
第三，涉外接觸。未經授權與外國宗教組織互動、接受境外捐款、或擅自參與國際宗教活動，往往被視為威脅主權與宗教主導權。中國伊斯蘭教副會長馬正通因與中東宗教勢力頻繁互動而被排除，釋永信這次也栽在這點上。
第四，政治越界。當宗教領袖挑戰國家對宗教的絕對控制，或與梵蒂岡、達賴喇嘛等敏感對象有聯繫時，幾乎注定被視為敵對勢力。藏傳佛教僧人金有法與地下天主教神父李長春皆因此遭邊緣化。
這些「紅線」並非明文法律，而是體制的非明言規則。一旦踩中，不論身分地位，都可能瞬間被拋棄，成為政權立威的代價品。
結語：體制的訊號，不容誤讀
釋永信的倒下，不是佛教的崩解，也不是信仰的潰敗，而是中共政權對全體宗教界發出的清晰警告：
宗教可以存在，但不能自轉；
可以服從，但不能主動；
可以利用，但不能妄動。
誰能代表佛教、誰能出訪、誰能傳教、誰必須沉默——決定權，從來不在廟裡，而在中南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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